2020年9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院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把美国 “卡脖子”的清单变成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集中全院力量聚焦国家最关注的重大领域攻关。院士的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作为一名在科研和经营领域都颇具建树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新加坡中国科技交流促进协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水科技与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创板上市公司三达膜董事长蓝伟光教授，根据自己多年从事科技开发与应用的成功经验阐述了一些见解，他希望能以此为中国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提供一些借鉴。
院士是国际知名的纳米科技专家，我格外尊敬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研究，接触到以色列的SelRO, 发现其与美国科学家Peter Errission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命名的nanofiltration异曲同工，并由此联想到教授所从事的纳米科技研究。
受此启发，我创造了“纳滤”这一中文科技新词，用以统称SelRO与 nanofiltration。随后，纳滤成为一个介于超滤与反渗透之间的一个膜品类被逐渐普及、广泛接受。我也因为开发与弘扬纳滤技术而收获了殊多荣誉。所以说，我与院士在科研道路上有着不解之缘。
如今，院长“把美国卡脖子的技术清单变成中科院的任务清单”的倡导与三达膜长期坚持的“逆向思维、目标导向、把市场的难题作为科研的课题”的理念不谋而合，我的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然而，鉴于中国科学院在科研成果转化与应用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及大多数专家、教授们的科研习惯与思维定势，我也不禁为院长担心，他急国家所急而推行的做法是否能够奏效。
中国科学院比较擅长的是攀登高峰探奥秘、横向合作搞研发、协调政府给资源、培养人才为社会。而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方面，中科院被人们广泛认可的案例却相对有限。联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毫无疑问，联想是中国科学院创办的最为成功的企业，但它的发展壮大似乎与中国科学院的科硏成果及其转化应用相关度不高。
以我之浅见，中国科学院开发的科研成果之所以难以产业化，或者说企业所需的解决方案之所以难以直接利用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成果，其根本的原因是研发（Research & Development)与应用(Application)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平台（Platform)。这个平台必须具备制备原型（Prototype)、开发工艺（Process)、中试放大（Pilot-testing)、验证产品（Product)等功能(简称4P)。
构筑这个平台的人不但要能理解科学、掌握技术，而且必须熟谙工程、了解产业。唯有把科学、技术与工程完美结合、无缝对接，方能解决被美国卡脖子的问题，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遗憾的是，当今中国，传统的科研体制、资助模式与考核方法导致科研院所与大学均不以培养此类复合型人才为重点。
我所领导的团队从事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多年，与中国科学院属下的多个与膜技术相关的研究所有过深度的交流。他们充分肯定三达膜所取得的成果，并曾称赞说，三达膜作为一家留学生回国创办的外商投资企业，虽然很少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膜技术专项经费支持，但在膜技术开发与应用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却远远超过了许多获得大量国家资金扶持的科研院所与大学。
我则调侃他们背靠大树好乘凉，有大量国家资金的扶持，可以专心致志做科研、发论文、谋奖项，至于成果能否应用、如何应用并不重要；而三达膜没有纵向资金来源，必须以企业的需求为目标，把市场的难题作课题，为用户提供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以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的确，应用企业看问题的角度与科研院所迥然不同。前者需要的解决方案既强调技术的可行性，更看重成本的可接受性；后者往往只考虑路径能否打通，却忽视了成果转化可能遭遇的障碍—许多研发的成果常常在中试的环节就会遇到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过不去的坎。
对此，三达膜根据二十多年来的工作实践总结了一条独特的逆向RDPA研发模式，即以应用（Application)为目标, 搭建平台（Platform )做4P，上溯研究与开发（Research &Development)。如此，我们就可以系统考虑、统筹兼顾、一并解决应用所涉及的工程与技术问题及研发所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数年前我从新加坡回访母校厦门大学，时任校长朱崇实教授邀我共进晚餐。席间，他向我介绍学校准备重点倾斜投资建设石墨烯工程与产业研究院，并邀请因成功制备石墨烯而荣获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康斯坦汀·诺沃肖洛夫教授担任客座教授。记得当时我回应朱校长说，在厦门大学的科研传统与学术氛围中开展石墨烯的工程与产业化研究，很可能是扬短避长，结果未必如愿。
跟朱校长分别以后，我组织三达膜的研发团队调研石墨烯及其应用的最新进展，发现康斯坦汀·诺沃肖洛夫教授的指导老师、2010年领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安德烈·海姆教授已经在 Nature, Science等世界顶级的期刊发表了多篇以石墨烯膜（Graphene based membrane）为题的文章。我由此判定石墨烯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制膜材料，很可能在膜技术与应用领域引发一场新的革命。
同时，我也相信，即使身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安德烈·海姆教授的专业视野及知识结构决定了他只会为我们指明方向、引导我们关注新型石墨烯材料与传统膜分离技术交叉渗透可能引发的革命，而不太可能在他所领衔的曼切斯特大学石墨烯研究院制备出具有工业化应用价值的石墨烯膜。
反观三达膜则在膜技术开发与应用领域驰聘多年，深谙工业化膜制备的科学、技术与工程问题。当时我想，倘若我们能借鉴安德烈·海姆教授的科研基础、以我们在技术、工程与产业化领域所积累的经验与Know-how开发石墨烯膜，应该可以取得辉煌的成果。
果不其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所领导的三达膜研发团队与厦门大学材料学院的研究生们经过不懈的努力，于两年前成功制备出了可以大规模工业化应用的石墨烯膜。为此，我还专门邀请已经退居二线的原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校长王瑞芳教授等亲临三达膜研发中心考察，让他们现场感受比较石墨烯膜与传统膜材料的异同。
经过二年多的工业化污水处理厂的中试论证，三达膜所制备的石墨烯膜从水通量、机械强度、污染控制、清洗与恢复、使用寿命等多个维度都远胜传统的膜材料。更为可喜的是，我们最近正式获颁了中国国家专利局授权的石墨烯膜发明专利。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石墨烯膜生产线即将正式建成投产，成为三达膜一个崭新的亮点。我相信，通量大、强度好、寿命长、耐污染的三达石墨烯膜取代传统的膜过滤材料会成为大势所趋，由此将引发一场膜应用行业的革命。
简而言之，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是不同的概念，科学、技术与工程相结合极为重要。科学研究主要在于发现原理、探索奥秘，而美国真正卡我们脖子的，往往不是科学原理，而是技术问题。
以石墨烯膜而言，早在2012年，安德烈·海姆教授就在Science期刊揭示了石墨烯膜的分离机理。但据我们目前的调研显示，包括美国杜邦、法国苏伊士、日本东丽、韩国LG在内的所有世界顶级的膜材料制备企业都尚未有石墨烯膜面世。
而三达膜作为一家在中国科创板上市的企业能够捷足先登，正是因为我们具备了把科学、技术与工程融会贯通的能力及其产业化的经验与积累。
综上所述，对于美国卡脖子的技术，中国不是不懂得科学原理，而是在技术、工程与产业化的环节遭遇许多科学家解决不了、或者说不应该由科学家去解决的问题。诸如质量欠佳与成本偏高之类的问题，几乎都要基于一线的操作人员、技术和管理人才长年累月的经验与努力才能解决。
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教授们对此既不擅长，也大多不屑。故而我认为仅靠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教授们是解决不了被美国卡脖子的问题的。
我的建议是，专业的事情，最好由专业人士来做。产业发展问题需要采纳产业界人士的意见。诚如高层在2020年9月11日的科学家座谈会上所讲的，科学家的优势是专注和勤奋，经过长期探索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而解决美国卡脖子的问题，必须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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